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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誠信是不容觸碰的“高壓線”
2017-05-03 光明日報

  【國際期刊撤稿事件反思】

  近日,曾隸屬世界著名學術出版集團施普林格的《腫瘤生物學》期刊撤銷了107篇中國作者的論文。盡管目前論文作者、第三方機構和期刊方各自所應該承擔的責任尚未具體厘清,但每一起科研不誠信事件都具有強大的“殺傷力”,不僅會使科學家本人的誠信遭到質疑,更會影響到公眾對科學界的信任。為何科學界的不端行為更讓人難以容忍?它帶來的傷害究竟是什么?對這種不良行為,科學家群體是否有所行動呢?

  科研不誠信具強大“殺傷力”

  為什么科學家不誠信,會讓人更加難以接受?“科研事業以信譽為基礎,科學家相信其他科學家的研究結果是可靠的。”中國科學院中國現代化研究中心研究員何傳啟說:“社會相信科學家的研究結果是真實的。這樣一種信任關系是科學大廈的基石。”

  也因如此,學術不端行為最大的“殺傷力”就在于對信任基石的破壞。“學術不端行為是對一個國家科研聲譽的損害,會導致國際上對其科研成果產生不信任的危機。”清華大學教授雒建斌院士說。

  中國科學院院士陳宜瑜也表示:“如果在科研活動和科學發展的過程中出現了背離誠信和思想的行為,其危害的不僅僅是科學家的個人誠信,更將會動搖社會對科學家群體的信任基礎,甚而引起社會對科學本身的信任危機。”

  不僅如此,如果在學術論文中有偽造、捏造數據,篡改實驗結果等極為惡劣的行為,還會導致其他科研人員以這些錯誤的論文為基礎開展研究時,產生科研經費和時間、精力的浪費。“如果這篇論文的影響力足夠大的話,甚至可能妨礙相關科學研究向正確的方向前進。”雒建斌表示。

  對學術不端行為“零容忍”

  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主任楊衛院士2016年曾在《自然》雜志撰文闡述了中國科研發展的全貌。當時,他對于2015年所發生的百余篇國際期刊論文撤稿事件直言不諱,并分析稱加劇中國科研不端行為發生的因素可能有“研究隊伍快速擴充而帶來的競爭壓力,科研評價標準的失當。以評價標準的影響為例:科研人員在國際期刊發表論文的需求,促使有人尋求語言寫作服務或論文代寫;量化評估還催生了對研究成果化整為零(稱為薩拉米細分)的發表策略。其他因素還有動物權利等科研倫理要求的逐步嚴格,以及對諸如基因倫理和大數據倫理等倫理規范研究的不充分,等等。”

  實際上,我國的科學共同體對學術不端行為的警惕從未放松,近十年間,中國科學技術協會、教育部和基金委在科學界展開了一系列反對學術不端的活動,而且成效正在凸顯。根據國家自然科學基金委的統計數據顯示,對學術不端的指控率已經從1999年的3.19‰下降至2015年的0.98‰。

  據楊衛介紹,大多數研究機構如今都有了相應的程序,用以處理疑似的或經證實的違反學術道德的行為,例如浙江大學開始推行學術不端的“零容忍”政策。而項目申報和學位論文答辯等環節的文本相似度檢查中發現的檢出率也在減少。

  科學家共同體需更加負責任

  針對最新發生的這一次撤稿事件,施普林格出版集團一再表示這只是2015年撤稿事件的后續處理措施,撤稿的原因在于“偽造同行評議”,而這個環節是評價學術期刊質量的關鍵一環,僅就論文而言,“偽造”即相當于“未被評議”,因此撤稿原因主要在于“無法判定論文的質量是否足夠刊發”。

  偽造同行評議顯然屬于學術不端行為。只是目前為止,涉及此事的500多名作者在其中充當的角色目前仍不明確,既可能存在與第三方中介勾結的情況,也可能有些對后續造假過程不知情,還有一些作者可能在不知情的情況下被署名。這些論文是否存在偽造數據、篡改實驗過程等更惡劣的學術造假行為,則有待相關機構更進一步的調查取證。

  “這必須引起人們對學術不端行為的重視和研究。”雒建斌表示,2015年的事件發生后,各單位都對相關人員進行了處理,但都是“悄悄的”。這一次,他呼吁:“應該加大調查力度,并公開處理結果,讓大家明白科研行為馬虎不得,科研誠信的‘高壓線’不容觸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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